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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严肃的理论著作为何畅销

2016-04-20 09:21:10 赵军宝

由京沪五位青年学者联袂创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理论力作《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自2015年3月出版至今,一度在三大网店售空,连续加印18次,发行19万册,在社会各界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本书还入选《光明日报》评选的 “光明书榜”,以及中央党校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2015年春季热销书推荐榜,并登上网络书店和实体书店的各种畅销书榜。

许多党员干部、基层公务员、高校师生、社会白领、退休人士通过书信、网上留言、微信留言等形式表达对本书的赞誉。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等著名学者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王绍光教授写道:“本书作者思考的是大问题,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可以说,这本书是与八千多万中共党员的对话,探讨如何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这本书是与几十万党政干部的对话,探讨如何重新激活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凝聚力;这本书是与理论工作者的对话,探讨如何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本书是与西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家的对话,奉劝他们抛弃那些分辨率极低的理论范式,学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潘维教授认为“这本书阐述了两个道理:第一,办中国的事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 本书的作者虽然只有五位,但胡鞍钢教授认为代表了新一代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此书一出版,就在80后、90后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这样一本谈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书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各界如此强烈的关注和共鸣?五位作者并非学界大碗,亦非政坛名流、名嘴,但他们秉持“不自信无以立根本,不批判无以识当下,不创新无以图将来”的创作宗旨,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宽广的学术视野,从不同角度聚焦“中国问题”,剖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


一、从世界文明史的视野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未来

五位作者不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还结合中华文明传统,对以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在现代中国生发并茁壮成长的原因,作了尝试性解答,别开生面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华文明传统的内在关联。书中提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本质上是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明与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暨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明在文明论意义上的创造性综合。事实上这一点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关联中,也可以略窥一端。

与传统党建理论不同,作者们还富有创见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不依托寄望于超验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价值、能让亿万人民信受奉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取任何宗教之名相,一方面却能现实地承担起宗教之功能,即对有意义的生活何以可能、生命之终极意义何在之类的宗教性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从而点出了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事实——尊崇唯物论与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充当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并体现在各条战线各个年龄段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事迹中,引领着社会风尚。作者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一思想贡献形之于文字的最好代表,便是毛泽东所著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站在文明史的高度,作者们还探讨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国要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更深度地嵌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甚而成为对于这一体系的维系力量。这确实是巨大的历史悖论。突破这一悖论的核心,则是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作用或博弈过程视为动态的、相互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能于一国建成,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存、不断受到资本逻辑影响的过程中,如何以依自不依他的高度自觉与强大定力始终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建设之根本,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领导核心的政党的主体性建设。”


二、总结中国优势,直面中国问题

作者们从政治学而不仅限于传统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尤其注重探讨了国家自主性这一概念,剖析了竞争性选举制度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无力,强调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国家自主性优势。书中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党政分工而不分开、集体领导与决策机制、“党管干部”的原则、央地关系、党群关系等不同方面探讨总结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在指出“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同时,他们也直面中国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在我们看来,目前有三大问题最为突出。第一是中国在国家层面虽然有较大的‘自主性’,但整个党政体系在‘先进性’与‘代表性’方面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与之相关联的是第二点: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的信息化,使得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诉求大大提升,但中国政治体制在授权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最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意识形态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结合仍不够紧密,‘好干部’的政治标准仍有不少模糊之处,由此带来难以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党员干部言行与意识形态表述表里不一的两张皮现象的危害,探讨了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出以评议式民主而非选举式民主满足群众的政治参与需求,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结合来解决上述几大问题。

作者们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中国基层的变局给予了高度关注,指出,作为持续30多年来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越出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一系列社会乱象。几十年来,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危机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加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作者们强烈呼吁“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再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以应对日趋严重的基层乱象。

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作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状况作了观察分析。书中从结社革命角度辨析了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的差异,强调良好的社会治理之道需要尊重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进一步激发人民社会的活力,以人民社会包容公民社会,以此来应对单位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真空,消弭社会乱象,达成国家—市场—社会三部门的新平衡。

最后,作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加深的贫富分化危机和日渐壮大的资本力量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提出了警告,并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共益性”市场经济的设想。认为,“不借助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不会成功;而没有社会主义的约束,资本就成为洪水猛兽。资本确实是一匹促进社会进步的好马,但是需要给它戴上‘共益性’的笼头,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服务。”并提出了一些发挥国家力量,利用资本,节制资本的举措。对于未来,则展望了在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建设“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总之,五位青年学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直面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新时代重重危机和挑战,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关注和深感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是一部散发着强烈的实践情怀和问题意识的著作,以掷地有声、新鲜朴实的话语探讨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其思考和答案或有不完美或不成熟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书中提出的许多创见值得广大共产党人深思。

探讨如何重新激活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凝聚力;这本书是与理论工作者的对话,探讨如何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本书是与西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家的对话,奉劝他们抛弃那些分辨率极低的理论范式,学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潘维教授认为“这本书阐述了两个道理:第一,办中国的事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 本书的作者虽然只有五位,但胡鞍钢教授认为代表了新一代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此书一出版,就在80后、90后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这样一本谈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书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各界如此强烈的关注和共鸣?五位作者并非学界大碗,亦非政坛名流、名嘴,但他们秉持“不自信无以立根本,不批判无以识当下,不创新无以图将来”的创作宗旨,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宽广的学术视野,从不同角度聚焦“中国问题”,剖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 一、从世界文明史的视野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未来 五位作者不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还结合中华文明传统,对以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在现代中国生发并茁壮成长的原因,作了尝试性解答,别开生面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华文明传统的内在关联。书中提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本质上是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明与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暨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明在文明论意义上的创造性综合。事实上这一点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关联中,也可以略窥一端。 与传统党建理论不同,作者们还富有创见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不依托寄望于超验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价值、能让亿万人民信受奉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取任何宗教之名相,一方面却能现实地承担起宗教之功能,即对有意义的生活何以可能、生命之终极意义何在之类的宗教性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从而点出了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事实——尊崇唯物论与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充当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并体现在各条战线各个年龄段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事迹中,引领着社会风尚。作者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一思想贡献形之于文字的最好代表,便是毛泽东所著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站在文明史的高度,作者们还探讨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国要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更深度地嵌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甚而成为对于这一体系的维系力量。这确实是巨大的历史悖论。突破这一悖论的核心,则是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作用或博弈过程视为动态的、相互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能于一国建成,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存、不断受到资本逻辑影响的过程中,如何以依自不依他的高度自觉与强大定力始终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建设之根本,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领导核心的政党的主体性建设。” 二、总结中国优势,直面中国问题 作者们从政治学而不仅限于传统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尤其注重探讨了国家自主性这一概念,剖析了竞争性选举制度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无力,强调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国家自主性优势。书中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党政分工而不分开、集体领导与决策机制、“党管干部”的原则、央地关系、党群关系等不同方面探讨总结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在指出“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同时,他们也直面中国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在我们看来,目前有三大问题最为突出。第一是中国在国家层面虽然有较大的‘自主性’,但整个党政体系在‘先进性’与‘代表性’方面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与之相关联的是第二点: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的信息化,使得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诉求大大提升,但中国政治体制在授权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最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意识形态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结合仍不够紧密,‘好干部’的政治标准仍有不少模糊之处,由此带来难以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党员干部言行与意识形态表述表里不一的两张皮现象的危害,探讨了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出以评议式民主而非选举式民主满足群众的政治参与需求,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结合来解决上述几大问题。 作者们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中国基层的变局给予了高度关注,指出,作为持续30多年来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越出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一系列社会乱象。几十年来,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危机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加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作者们强烈呼吁“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再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以应对日趋严重的基层乱象。 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作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状况作了观察分析。书中从结社革命角度辨析了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的差异,强调良好的社会治理之道需要尊重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进一步激发人民社会的活力,以人民社会包容公民社会,以此来应对单位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真空,消弭社会乱象,达成国家—市场—社会三部门的新平衡。 最后,作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加深的贫富分化危机和日渐壮大的资本力量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提出了警告,并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共益性”市场经济的设想。认为,“不借助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不会成功;而没有社会主义的约束,资本就成为洪水猛兽。资本确实是一匹促进社会进步的好马,但是需要给它戴上‘共益性’的笼头,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服务。”并提出了一些发挥国家力量,利用资本,节制资本的举措。对于未来,则展望了在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建设“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总之,五位青年学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直面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新时代重重危机和挑战,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关注和深感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是一部散发着强烈的实践情怀和问题意识的著作,以掷地有声、新鲜朴实的话语探讨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其思考和答案或有不完美或不成熟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书中提出的许多创见值得广大共产党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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